1978年，高考恢复的第二年，我考入了无锡轻工业大学，就读于发酵专业。当时的发酵专业，还隶属于化工系。余槐是我们大一上学期的分析化学实验课程老师，五十岁左右，中等个头，普通长相。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锐利的眼神，当年扫在我们身上，总给人一种被丈量的感觉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一旦有动作做得不够标准，那道尺子般的目光就会“照”过来——就像动画片里小偷在逃跑路上被警察用强光灯发现那样无处遁逃——然后就会听到低沉的中年人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这里做得不对，重新做。”

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惊悚的？老实说，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，我就被吓了一大跳。记得那是十一月份，气温已经转冷。由于只有一个实验室，我们班三十个人是分成两批进行实验课程教学的，一个多小时的等候后终于轮到我们第二批。寒冷的天气让我只想快点做完实验，所以手法显得有些许急躁和粗糙，但进度遥遥领先。正当我美滋滋地幻想着第一个走出实验室，回寝室取暖时，一句“是这样做的吗”冷不丁地在背后响起。我打了个寒战，回头一看，本来应该在最后一排“巡逻”的余槐老师像瞬移般出现在我身后，两只本就不大的眼睛因为眯起而更像一条缝——但透出的眼神依然锐利——扎得我放在碱式滴定管上的右手有点生疼。“碱式滴定管挤压的时候要把橡胶里的玻璃球往旁边挤，往上往下挤压都容易产生气泡，而且应该用左手……”我试着改进自己的操作，但是左手力气不够，总是有气泡进入滴定管。突然，温暖宽厚的大手包住我的左手，缓慢但精准地演示了发力技巧。后面的一个多小时实验课里，许多同学都被余槐手把手教导，他也因此获得了“余把手”的外号。

“余把手”的要求很高，无论是电子天平称量、移液管移液、容量瓶定容等操作，还是实验报告的数据、格式、小数点保留等问题，未经他的“尺子”丈量过，都不能离开实验室。有时候，实验中途休息，“余把手”会和学生一样席地而坐，哪里同学多他就坐哪，像是查户口一样问家在哪、家里多少人、弟弟妹妹上学没有。1979年的元旦，学校放假一天，他邀请全班同学到家里做客，用自己家积攒的肉票、菜票换回来满满当当的饺子馅料，和大伙一起和面、擀皮、包饺子。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围成一个圈坐在地板上，他特意让同省份的同学挨着坐，说回不了家，至少让我们听听乡音。饭后闲聊，“余把手”依然坐得笔直：“你们呐，赶上了好时光，国家未来的发展就靠你们了，一定要好好读书啊……”剩下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身边的家乡话和那尺子般身影的殷殷期盼。

后来，“余把手”的办公室搬到了生工楼，只不过依然时常在化工楼的实验室、办公室看到他和同事们商量教学的事宜，关心学校的发展，而我们做实验偶尔还会被他的目光“扫射”到。往后的每个十年同学聚会，大家都会叫上他。他的头发日渐花白，但精神矍铄，眼神也依旧锐利。他常常提前到达，守在门口一个一个叫出同学的名字——似乎只要记住我们的名字，他就永远不会老去。再之后，我也成了一名离退休党支部的成员，每年党支部活动，九十多岁高龄的余槐只要参加，就一定是第一个到达。我常劝他在家休息，他却告诉我：“我是党员，这点我从未忘记。”

我时常在想，像余槐这样以身作则、严以律己的老师真的很难得。他为人师表、传道解惑，为学院学校的发展打下深厚基础。他是严师，亦是慈父，用自己身上的特质，点点滴滴影响学生。他像一面镜子：照出我在学生时代的种种不足，将他的知识传授于我；在留校当教师后，我以他的标准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细节；在我们同样身为离退休党员时，依然能从他身上找到值得学习的人生态度。